绍兴与东亚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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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日本友谊寺。

日本的夏大羽圣王碑。

在玉殿的屋顶上，“大地是平的，自然的”。实习生张斌照片

"绍兴能否提供明仁天皇的年号“平城”与惠济山嘉祥寺吉藏三伦宗之间关系的相关信息？"这是一封25年前一位日本老人写给绍兴的信。时任《绍兴文志》主编的任贵全给对方写了一封回信。

不久前，日本明仁天皇在去世前退位，德仁天皇即位。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德仁天皇的登基仪式上。

看到这个消息后，任桂全回忆起25年前的往事。他说，日本老人的来信可以解释绍兴与日本、绍兴与东亚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封来自日本的信

惠济山和日本的平成年有什么关系

1994年秋，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交给了任桂全，绍兴当局希望任桂全能帮助回答信中的问题。

作者是一位80岁的日本老人，他的话是认真的，希望绍兴当局能提供明仁天皇的头衔“平成”与惠济山嘉祥寺吉藏三伦派之间关系的相关资料。

徐的翻译不知道惠济山、嘉祥寺、和三伦宗是什么，也不停顿地打开它们，这使他们感到困惑。

当时任《绍兴市志》主编的任桂全刚刚修改了《宗教卷》的第二稿。“我听说过信中提到的‘平成’年数和惠济山之间的关系。”任桂全说。

惠济山，以回宇王子的名字命名，大禹死后葬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惠济山是大禹的象征。《尚书·大禹·休谟》记载，大禹治水最大的成就是“夷平大地”。

“估计康熙皇帝也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有人请他写一篇碑文。他记下了“地平天成”这几个字，至今仍嵌在寺庙的屋顶上任桂泉叮嘱道。

1989年，日本明仁天皇即位。当时，日本首相解释了“平成”的名称。他说“黑见”一词取自中国古书《五帝史记》中的“内、外两层”和《尚书·大禹谟》中的“天是天”。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日本历史学者张翔解释说，日本的新年头衔通常由皇室、皇宫和执政党决定。特定年份的标题通常引用自中国经典，并以汉字表示。

“明仁天皇把‘平成’作为他的头衔，他希望在他的任期内，他将在国内和平和成功。回信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中华书局的一位老编辑。他立即就此事写了一份草稿，寄给了中国新闻社，很快就在国内外许多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任桂全回忆道。

“平城”与惠济山、嘉祥寺、吉藏、三伦宗有什么关系？

任贵权不仅梳理了四者之间的脉络，解决了疑问，而且发现了绍兴在佛教东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越南宗教的东传

它在三伦宗、天台宗和曹洞宗起着核心作用

日本老人在信中提到的“惠济山、嘉祥寺、吉藏、三伦宗”之间的关系如下:

嘉祥寺位于惠济山脚下，若尔河畔，是绍兴最早的寺庙之一。它建于东晋孝武帝元年(376~396)。

那时，在惠济州的若耶山上住着一个名叫丝木的和尚。他很容易上当，经常在山林下游泳。兴奋之余，他写了一首诗《千里之遥，林带建在》，寄给苏州虎丘东山寺的和尚朱，他曾见过他一面。朱看了以后，觉得有些不对劲。他向东旅行，遇到了丝绸之路，“沉湎于尘土，以书籍自娱”。

王羲之的侄子，当时的会稽太守王晖也是个好人。他为朱修建了嘉祥寺，并把朱尊为“高僧”。

由于朱是“内圣外王”和“严于律己”，他成为第一个和尚后，世界各地的僧尼都来听和学习佛教，嘉祥寺成为一个著名的佛教寺庙。

隋朝，一位名叫吉藏的和尚从南京来到惠济寺，在那里住了15年。吉藏在嘉祥寺教授佛教，观众经常超过1000人，被称为“嘉祥大师”。

吉藏致力于佛学研究，著有《中伦书》、《十二门论书》、《白论书》等佛教著作。他对这三种学说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后来被认为是三伦宗的始祖，三伦宗又称郏祥宗。当他到达唐高祖时，长安建立了十种美德来领导僧侣们，吉藏是其中之一。

在吉藏，有一个来自朝鲜的和尚，名叫关晖。关晖得知后，没有回国讲法，而是去了日本，成为第一个将三伦派引入日本的人。

此后，关晖的弟子日本僧人智威、道慈先后在大唐学习、研究三教，并返回中国传播，形成了元兴寺和大雁寺，流传至今。

“嘉祥寺、吉藏、三伦宗，就其范围而言，都是发生在惠济山的人和事，他们没有离开佛教。根据佛教团体的说法，嘉祥寺是日本三伦派的祖籍《绍兴佛教》总编辑任贵权说:“Xi嘉祥寺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禁佛期间被毁，此后就不再被称为‘嘉祥’！”

事实上，不仅三伦派的东传与绍兴密切相关，天台宗和曹洞宗的东传也与绍兴密切相关，绍兴也起着重要作用。

绍兴是台州唯一去长安的地方。在去大唐求法的八名日本僧人中，祖理成、和圆斋先后去绍兴进行佛教交流，对日本天台宗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天，日本和尚离开屋顶，经过新昌佛寺，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在这里去世。拜佛之后，他来到了绍兴。最清楚的是在绍兴龙兴寺和学部求法，然后他在上虞凤山道场(密教仪式)被密教加冕。他还获得了一批佛经、图片和佛教用具等。回到中国后，祖理成向日本朝廷提交了一份总目录(又称《请目录》)，其中包括《泰州志》和《岳州志》。现在台州记录已经丢失，岳州记录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

回国前夕，曾随祖理成赴大唐求学的海，给当时的岳州写信求助。空海回国后，他的《请到目录》收录了216部经典著作，461卷，以及图片和道具，其中150多卷是从岳州获得的。这个“请到目录上来”至今仍然存在，并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

曹洞宗始建于晚唐，其创始人价格不菲。曹洞宗传到第十三代，绍兴有一位住持，名叫若敬。当时，日本僧人道元受其门下法律管辖，然后返回中国建立曹洞宗。

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越地一度成为佛教在江南传播的中心。改革开放后，许多东亚僧人来到绍兴祭祖、祭祖、追求和进行佛教交流。

1989年，天台宗日本长老在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陪同下，前往新昌佛寺拜佛。1998年，时任日本佛教协会会长的他带领一个由240人组成的日本宗教旅游团到上虞凤山道场进行大规模朝圣...

“这种以寻找大师踪迹为特征的民间交流不仅是一种佛教交流，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任桂全认为。

越南移民

开启越南文化与东亚文化的史前交流

绍兴和东亚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

7000 ~ 6000年前，整个宁少平都是由盘虫的入侵造成的，变成了一片浅海。今天，海岸到达了惠济山和思明山的山麓。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越南居民为了生存不得不相继逃离。

“它们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条是穿过今天的杭州湾，迁移到今天的浙西和苏南山区。后来他们将被称为吴钩家族；二是向宁邵平原南部迁移；第三是使用熟练的漂流技术到达日本南部的琉球和印度的日娜任桂泉拿出陈巧毅先生的《论吴越文化》一书，指出:

根据《越绝书》，分散的越人有两个重要的名字——“内越”和“外越”。“内月”是指迁入惠济山和思明山的那一个；“外月”是一根横跨海洋的树枝。

夏天，人们通常选择乘独木舟或木筏沿着盛行的南风漂流到琉球和日本。日本九州是首选和合适的登陆地点。

根据陈巧仪先生的记载，在日本古老的地名中，有“钱月”、“岳重”、“越后”等地名，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越”字地名。这些都是古代越人到达这一地区的标志，也就是越文化的标志。

越南人的迁徙带来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史前交流。到目前为止，中日两国在语言、文字、宗教和风俗方面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许多日语单词的发音都有些夸张，例如，“两个”发音为“你”，与绍兴的发音相同。

陈巧仪先生认为，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越民族是一个亵渎神灵的民族。在绍兴，一切都有一个“上帝”，乡下一个非常简单的厕所也在“上帝”的管辖之下。日本很多人信仰佛教，有些地方有很多祭祀活动，但很多祭祀活动不属于佛教。是不是越族残余的影响，值得研究。

绍兴的几位名人

或者影响了东亚，或者被东亚人“发现”

东亚文明通过交流和相互学习取得了共同进步和发展。这与几个绍兴人的功过是分不开的，尤其是王阳明和朱舜水。另一方面，章学诚因为日本人的第一个“发现”而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王阳明在日本影响很大。

日本改革派之一是众所周知的。他在与清北洋舰队的海战中屡立战功，打败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享有“东方纳尔逊”的美誉。他就是东乡平八郎，日本的“军神”。

1905年，东乡平八郎率领日本联合舰队打败了波罗的海舰队，日本天皇为他举行了庆功宴。宴会上，面对所有人的赞扬，东乡平八郎保持沉默，给大家看了他的腰牌，上面只有七个字:鞠躬，一生崇拜阳明。

17-18世纪，阳明心学在中国被忽视和批判，但在日本东部，它在空之前被重视。

阳明的研究传入日本，历史是可以检验的。他去世70多年后，他的代表作《传记》于1602年传入日本，但直到1650年才在日本出版。

日本迅速崛起，与欧美列强抗衡，这归功于明治维新的成功。然而，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是日本人充分模仿和发展了阳明学派的思想，强调人的精神力量、意志和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改变社会。

朱舜水，王阳明的故乡。余姚、绍兴、明末清初。看到自己的未来没有希望，他毅然告别祖国，离开家乡，流亡日本，以维护国家完整。

他的知识和美德赢得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礼貌和尊重，他还被邀请到东京演讲。他提倡“学以致用”，许多著名学者都来这里学习。他还向日本人民传授了中国先进的农业、医药、建筑和技术。以顺水学说为宗旨的江户学派一直影响着明治维新，为日本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梁启超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赞扬“朱舜水用孤独的忠诚来约束顾客，并在日本开设了德川家族300年的太平天国局”

朱舜水在日本呆了20多年，仍然穿着明朝的衣服，回忆着他的故国。白发苍苍的他多次站在日本的海岸上，朝西看，哭泣着，直到去世，他都想念自己的家乡。然而，崇拜他的日本人将他的遗体和坟墓永远留在了日本。

另一位绍兴学者章学诚，首先被日本学者发现，从而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章学诚(1738~1801)，字石斋。他出生在一个他专攻汉学而不谈正义的时代。他的知识已经过时，所以他的言行在他死后很多年都被埋葬了。

1920年，在章学诚逝世近120年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出版了《章士钊先生年谱》和《章学诚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读完这本书，胡适感叹道:“最让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写章学诚年谱的是一位外国学者。”

梁启超认为章学诚是被清代汉学正统学派所掩盖的异端邪说，并一再强调其思想解放的意义:“学诚不屑于考证之学，这与正统学派不同……”几年后，他被称为“清代唯一的历史学家”。

迄今为止，章学诚一直被视为“六经皆史”的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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