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昌传说中的老人余

他的名字叫于，因病去世，享年93岁。

昨天上午，余的老同事、老朋友、受他支持的学生以及得知这一消息的群众前来为他送行，悼念和缅怀这位传奇而可爱的老人，他在15岁时成为地下毒贩，担任新昌县县长兼县委书记，自2001年以来筹集了1400多万元的援助。

15岁的地下交通官

于出生在新昌县的一个贫困家庭。没有风雨和土地的庇护，全家只能在城南门外的菜园里租房。当时新昌县并不大，城墙四周荒芜破败，很少有人来。

由于家境贫寒，于早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成了一名搬运工。他跟随表弟和其他人在盛鑫之间搬运货物，挣钱养家。

于11岁时，他的妹妹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的家因为位置偏远而被确定为联络点。共产党员经常到家里聚一聚，于是秘密决定参加革命。

因为余太小，不能引起怀疑，余经常要他给其他党员写信。有了搬运工的专业掩护，加上沉着和聪明，于总能完成送信的任务。在我姐姐于的推荐下，15岁的于开始担任党的政治交通官。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在夏天，于把的资料用油纸包好，夹在棕色的凉帽丝下面；冬天，让妈妈把信息缝在他的草鞋和袜子里。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于有时用毛笔写一封无关紧要的信，然后用淘米水把情报内容写在信的空白处。即使被搜查，这也是一封普通的家信，不会被怀疑。分娩后，接受者可以通过用碘和棉花擦拭来展示它。

新昌县被日军占领后，余一直在日本侵略者的眼皮底下传递情报和护送战友。

“后来，我听说他在传递情报时会很紧张，但他并不担心牺牲，而是担心如果他被发现，情报就不会发出去。”俞柏仁是俞的侄儿，与舅舅感情深厚，以前经常听舅舅讲传递情报的故事。

放开发展山区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从新昌县委机要秘书处起步，先后担任城关镇党委书记和厂长。改革开放后，他担任新昌县委副书记、县长和书记。

多思考、多努力是余一贯的作风。在担任县委、政府主要领导期间，他重视自己的学习和思考，重视总结和提高自己的经验，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实事。他把全县98万亩山林分为三部分:国有山、集体山和社员自己的山。同时，他组织力量实行山林所有权，并以县长的名义向住户颁发证书。当时，新昌的国有山林又大又大，但县乡政府无法管理。于创新性地提出将10亩以下的国有小山区连同林权一起下放给村民集体经营，调动了各方积极性，掀起了护林、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热潮，把全县的皮棉生产和多种经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于还精心选拔了一批有文化有实践经验的干部，做好了政社分离工作，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做到了“一户有粮，一户有花”。特别是经过连续三年的农田水利建设和一批山区小水电站的建设，新昌县已成为全国100个初级电气化县之一，满足了人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在工业方面，以国有工业为龙头，建立和扶持了一批社队企业，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了新昌的老同志和外地名人，积极协助乡镇企业解决资金、技术、设备等问题，有力地促进了新昌地方工业的发展壮大。

新昌旅游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于的苦心经营。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千年石刻弥勒佛像的保护，到梁白台纪念碑和纪念馆的建设，到倡导“红色旅游”激励下一代，到“警钟山纪念碑”的建设，以及鼓山书院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立等。

关爱下一代

从1987年到2016年，本该安享晚年的于利用余热让新昌县关爱下一代从无到有蓬勃发展。

1989年，新昌县率先成立全市第一个关爱下一代工作组织，于任会长。在他的建议下，新昌县政府决定为贫困学生筹集助学基金，帮助贫困学生。

在余的抽屉里，有一大摞信，其中很多都是黄色的。这些信是由得到他帮助的学生或家长寄来的。其中一封信写道:“因为像余爷爷这样的好人无私地帮助我们，我们相信贫穷不是一种悲哀，我们将面对生活的艰难困苦……”

这封发黄的信是许多年前由一对收件人寄出的。我的姐姐和哥哥一个接一个地上大学，但是我的父亲，作为这个家庭的支柱，生病了，这使得这个家庭入不敷出。于了解情况后，迅速召集关同志，为弟弟妹妹筹集助学资金3000元。

这种帮助只是一个缩影。在过去的30年里，余一生都很节俭，一直穿着一双布鞋四处走动，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过冬和避暑，但他把退休金存了起来，并结对供养了50多名贫困学生。余还热心地带头帮助贫困家庭的学生与关心他们的人结对。据统计，从2001年到2015年，共筹集了1400多万元助学金，15000多名学生从中受益。

新昌海关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朱玉润表示，曾三次荣获“全国关爱下一代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的于支持贫困学生爱心日空，为新昌海关工作委员会基层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俞老的不懈努力下，新昌县成立了从乡镇到村、社区、企业的紧密工作委员会。

边肖:于莹莹潘晓林实习生陈奇·陈文华